96《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S期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体系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有一定的比重，它的存在和发展，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和支持，从而对边区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帮助和促进私营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思想理论和政策；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下，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所以，关于抗战时期边区私营工业的研究，应当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以前，在边区的整体经济结构中，不仅农业经济衰败，工业．手工业也相当落后，“民间仅有一些小手工作坊和盐池、炭窑，农村家庭纺织业也因为外来纱布的大量涌入而销声匿迹，可以说，一切日用品都是依赖外间输入的。”(《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边区工业的发展”)南汉宸同志在概括这方面的情况时也指出：。战前根本谈不到工业，一半以上的县份人民不懂纺织，除粮食、羊毛外，其它一切日用所需，从棉布到针线，甚至吃饭的碗，均靠外来。”(南汉震：“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但是，至迟自1939年始，在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边区的工业经济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国营工业、手工业发展至为迅速，私营工业的迅速发展也成为边区引入瞩目的经济现象。1939年以前，边区私营工业企业，实际上多只是小规模的手工作坊和厂矿，“如铁匠坊、木匠坊、油坊、皮坊、烧木炭等手工作坊普遍于边区，产量可供群众需要，大部分是农民半农半工的临时性质．部分的经常营业。”此外，私营工业中一般规模稍大的就是煤矿和盐矿两类．当时的私营盐矿，主要在定边、盐池两地，约有五、六处，“均系群众合股经营，盐的产量颇广，除供边区外，可供陕西、甘肃、宁夏数省食用”。私营煤矿，边区共有二十多处，“主要分布在延安、安定、延川、延长，”均系群众合股小规模人力开采，日共产碳三十多万斤。”(1939年：《一年来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工作》)关于边区私营工业、手工业的统计报道，自l940年起逐年变化均十分显著．1940年3月有报道称：“几年来边区工业在边区政府的提倡与经营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全边区私人手工业竞增至一倍以上。”(郁文：《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参观记》，《新中华报》1940年3月8日)另外尚有统计表明：“一九四一年十月，边区私营纺织厂计有三十家，工人学徒一百七十六名，有铁机四架，手拉机一百二十架，抛梭机五十(四十九)架，每月可织布二千四百五十六匹半(小匹)。私人纸厂当时有葭县纸厂、的私营工业绥德纸厂等，产量不详。”(《边区工业概况》)到l942年秋，据边府建设厅统计：“私营纺织工厂：绥德四十二家，手拉机二百二十台，年织布三一一七·八匹；清涧三家，手拉机五台，年织布六三四·五匹；米脂五家，手拉机九台，年织布一一四二·一匹。(《公私营工厂、手工业及煤矿调查统计资料》1942年)当时，中直机关经济问题学习班在对私营工业状况调查中，注意到当时发展较快的有纺织造纸等业：“比如纺织业，三九年只有私营工厂六家，工徒一五四人，织机五二架，年产大布三六九O匹，到四三年就有了惊人的发展。”“再如造纸业，一九四。年民营纸厂计三十九户，工徒九十八人，池子三十八个，到四三年……私营纸厂增至五十六家，工徒一。九人，池子六十五个，年产纸二四六八令。”1943年至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了争取必须品于两三年内全部自给的1：1号，边区工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统计，边区当时的私营工厂计：纺织厂五十厂，三百一十人．造纸一百二十五人，炭工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盐工一千九百三十二人。”(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抗战时期的边区私营工业，配合公营工业，为边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起到积极的作用。“据四三及四四年的统计，边区纺织业方面，公营工厂产量曾提高到三万到四万匹大布，私营及合作社工厂，主要是家庭纺织业，其产量曾达十一万匹大布，以上按全边区所需布量均可自给40％以上。造纸方面，公私营在内，年可产纸一万多令，按全边区军民需要约可自给50％以上”。(贾拓夫：《关于边区工业问题的研究》1945年)具体如盐池分区的私营元华工厂，I943年“在分区完成衣胎三万套，被胎四千床，毡帽两万顶的任务中，元华工厂完成了衣胎一万二千套，被胎四千床，毡帽一万顶，保证了供给，同时工厂逝制成了群众的需用品若干。”(刘漠冰：《靳参议员兴办农业与地方公益》，《解放日报》1944年12月6日)’●_一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其资本来源具有多源的复杂性质，并非完全是私人资本，这是当时边区私人资本主义性质工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当时比较著名的米脂万合毛织工厂，其最初的资本就是两家小商店的商业资本。该厂的初创人为一李姓店主，I939年时，“仅有一架小织机，附设在小铺予里，附带织点小布，以维持营业”。后来，“对面一家铺子——德兴昌的主人姬旭昌先生，眼看着它的发展，也就入了股。到四二年，这两家主人因为百货进1：1的困难，就干脆把小铺子关了，合办这个万合毛织厂。”当时，姬伯雄也看到工业收入超过土地和经商，“于是就卖了一些土地，连钱带人，投资到工业上来，当了万合工厂的厂长。”这个进程表明，私营万合工厂的资本，不仅来源于商业，同时还来源于土地变价。除此之外，、边区政府为扶持这个工厂的发展，也对这个厂进行了投资。该工厂的负责人曾报告说：“(1944年)，政府方面，已由财政厅给我们拨了一百石小米．一万斤羊毛，作为新的股本”，不仅如此，“除公家、地主、商人和各界人士的股本外，还吸收厂内三分之一工人入股。”所以．从资本来源的情况看，抗战时期的边区一部分私营工97业，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旧式私营资本主义工业，而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另外如米噜民生纸厂，“从一九三九年起，由四千元法币，四个人试办纸厂……四二年以来，扩大纸厂，进行招股，财厅为了帮助这个工厂，投了三十石米的资本。”也具有同类性质。(《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2日)盐池县元华工厂，原由当地若干富商集资创办，实际具有公私合作的性质，创办之初，“建没厅并承允投入占股本三兮之一的资金，”初办时“公私合计资本十二万元。”所以当时人们即认为：“该厂名为工厂，买际上却是属于合作社性质。因为第一：资金由公家和群众入股。”(《解放日报》1944年7月9日)当然，纯淬私人资本的工厂也有不少，如绥德庆合织布厂，该厂“1943年成立，私人合股经营。厂长安庆生是绥德有名的私商。”“自家沟织绸厂，一九四。年创设，由三四家私人投资组成。”(《蚕丝业调查》1946年2月) t相对规模较小的工厂也多有群众集资兴办者，如神术地区的私人纺织业。有报道称：“去年三区王家洼王起运老先生首仓!J私人小型工厂后，在他影响之下，小型工厂如雨后春笋，各地群众均纷纷合资集股开办小型工厂，目前呈报登记者已有七处，纺织机共十架。”(《解放日报》1943年3月25日)，私人资本的情况也多有不同，一如西川的盐业，发展历史久远，“打井大都由几家合资，有时地主出地，。另家出：资本，打成后两家共同占用盐滩，招伙生产。。这就是说土地折入股本。(《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lFI)我们在研究边区私营工业的资本来源时往往会发现，自四十年代初期以后，边区若干绅商地主，或将其商业资本改投工业，或者典卖土地转而投资工业，已不是个别现象，这自然与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不无关系。如庆阳的民生纺织厂，即是由商转工的一个典型。“民生厂经理梁鸿桂，过去原是一个往来于西安、庆阳间的纱布商人，去年(1944年)他带着三百多万元的货物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时，全部被胡宗南的军队‘没收’，遭受这次严重的打击之后，他回来典地还债，在九月闻便宣告歇业；今年春天，他找木匠修造工具，在五月初做成一架‘七七’纺纱机和两架织布机……现已开工”。梁鸿桂自己的看法是：。“这个事情保险、稳当。”(“庆阳绅商转向工业办纺织厂”，《解放日报》1945年6月2日)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封锁应当是使边区商人转入工业的一个基本原因。庆阳商会的一名副会长说：“从去年(1944年)正月到今天为止，庆阳市商人因到外面贩货，被国民党军队‘没收’和抡劫的货物价在一万万元以上～，“我们边区的商人为什么不自己来办纺织工厂呢?、”于是他决定集资办厂，并在庆阳商界广泛招股。(《解放日报》l945年2月8日)地主由经营土地转而投资工业，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边区由于战时环境的特殊需求和政府的支持，工业利润远高于租息收入。如庆兴纺织厂，就是“由庆阳县过去的所谓。八大家’之一的地主刘宪庭等五个私人股东和三个机关股东合资创办的。”该厂1945年时有资金1300万元，“为什么他们不靠收租而愿转到工业方面来?刘宪庭说：一顷地租出去，一年可收五石租子，如以春秋各半计算，照现在粮价总数可值三十余万元。如果把土地买了投资纺织，每顷地以二百万元做本计算，一年的纯利最低也在一倍以上。”98(《解放日报》1945年6月2日)此种情形不只庆阳一地为然，如米脂地主冯社臣、杜桂林、杜良宝、王四林、艾斌卿、冯华甫六人，“共拥有土地二千余垧，四二、四三两年中典卖出一五六垧，他们有两家投资工业，三家投资商业，一家投资合作事业。两年来，这六家地主的经济收入中，工商业及合作事业即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如艾斌卿先生的九十八垧租伙地，每年收入仅八石，而在民生纸厂中，每年收入达二十余石，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如杜宝良先生于四三年典买土地三十一垧，创办裕民纺织厂，他自任经理，子女亦在厂内服务，家庭收入随之增高。”(《解放日报》1945tF1月9口)三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期间私营工业的劳资关系和有关政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边区战时私营工业的劳资关系已不同于旧式私营工业中的劳资关系，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边区党和政府的政策：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不少工厂资金包括政府投资、工人入股等。毛泽东在概括这一时期边区私营工业的劳资政策时强调：“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全国人民，合力抗日”。(毛泽东1941年11月21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在此之前他还阐述说：。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正当发展的两重性政策。”(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基于这一政策思想，林伯渠同志在第一届参议会上就明确提出：一方面“废止过去苏维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另一方面又“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解放》六十八期1l页)在上述政策的引导之下，边区不少新创设的私营工厂一开始即以新韵劳资关系面貌出现。如万合工厂资方负责人称：“我们不应和旧的商人一样，光为自已打算，我们应该站在发展边区经济的立场上来办工厂，要公私兼顾，、照顾老百姓的利益，特别要照顾工人的利益，不断地改善工人的待遇和生活”．该厂的具体做法是。让工人入股，实行分红工资”，“还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全厂现有四十余个工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学习，由厂方指定文化高的人担任教员，并由厂方供给课本、笔墨、纸张。”(《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2日)该工厂工人的生活待遇是。厂内每日三餐，夜工完毕后，还吃一次油茶。五天吃一次面，逢节可以吃肉菜。”工作之外尚安排娱乐活动和技术培训。私营民生纸厂注重改善管理，工人还开展了劳动竞赛。该厂的分红办法是“股东和工人各得百分之四十：公积金(厂方)和‘劳积金’(工人)各占百分之八，公益金占百分之四。”分配之外还设有奖金。(《解放日报》1945年8月31日)由开明绅商创办的元华工厂比较注意工人的实际利益和合理待遇。该厂“工人工资以实物计(小米)，而且采用活动办法，由六斗(六十斤斗)起，一石六斗止，根据工人劳动强度及其技术提高程度给以不同待遇。”(三边贸易公司：《盐池县手工业作坊调查》1944年loYJ16日)99前述例举各厂大多是在四十年代初在政府倡导下创办的开明士绅工厂，且多集中于纺织、造纸等行业，但在传统积习较深的煤矿业及采盐业中情况则多有不同。如衣食村煤矿业至少在1942年以前劳资关系与旧时代无明显差别．一般煤矿多由几个资本家共同出资开采，称“东家”，挖煤工人称“炭毛子”，绞炭工人称“把工”，井上有经理绞炭者一人称“把头”，另有“管帐先生”一人，井下技师称“底经”。工人劳动强度大，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劳动条件恶劣，1941年全年在150名矿工中，“被炭压死了七个工人，烧死和闷死了五个，平均每月死一个工人，另外还有九人重伤，十一人轻伤。死伤比例高达工人总数的14％。该地各矿井收入分配的方法是：“当天出的炭当天卖完，收入的钱先除“官钱”——即每天的灯油费、棉花钱、米汤钱，有时还有矿上补添的工具钱，有十分之一的地方税，余下的钱由工人与东家分：挖炭工人每人一份帐，东家(不论多少家)四分帐，把工工人每天七厘帐。”所谓。东家”经营煤矿。只是开井时需要投资，井成之后即无需投资亦可坐收其利。实际上“东家”除得四分帐外，还加重复扣工具费，加倍扣棉花、米汤费用，如值lo元一般要扣20元，至于勾结管帐多出少报，“东家”驮炭不付或少付款等，更是常事。其它加井盐业的。劳资关系也多循旧式，。掌柜从不劳动，负责设置修理工具(桶、耙、锅、绳)，购买燃料，工人终年劳动，吃自己的，熬出盐一般对半分。”(《解放日报》1942年l‘1月21日)边区政府为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调整私营工矿的劳资关系，曾颁布《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该条例对雇佣劳动的“工作时间”。“工资”、“女工、青工”、“学徒”、。工人权利”、“安全与卫生”、“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管理规则”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详细规定。如该条例规定：。工人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率，最低工资率以所在地之生活状况为标准”，“工人得自由组织工会”，“雇主应负担工会办公费及工人文化教育费。”。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工伤应得到医疗费”，“休假工资照发。”这些规定的实施，有力地保护了工人的正当权益。在边区政府的引导下，约于1940年上半年起，边区私营工业中开始逐渐普遍地组织起工会。如十里盐滩，1940年春开始组织工会。工会根据政府的劳资政策，经过与资方反复协商，原对半分的传统方案改为四六分j“工人生活改善了，每天三顿，二稀一千，还可以吃肉。工人都参加了组织，有问题便找工会，同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县参议会便有两个盐工参议员。”(《解放日报》1942年11,921日)马野沟炭工会成立后，为改变工人待遇和分配的不合理，噌多次组织工人同窑主进行斗争，结果是“工人斗争胜科了，工人们都团结在工会周围了。”(《解放日报》1944年2月5日)当时边区的工会不仅保护私营工业的工人，同时也教育工人。如子长炭业工人一向自流性质严重，“过去工人每月只下窑15tk”，他们的说法是“歇了初一歇初二，歇了十五歇十六”，经过政府和工会的多方说服教育后，工人每月下窑达到二十次，窑主的利益增加了，在工会的教育监督下，经常拖欠工人工资的事也得到了纠正，其结果是劳资双方都有利，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子长年产煤四千万斤”，《解放日报》1943年9月13日)匹 lOO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私营工业的迅速发展，除相对充足及多元的资金来源和劳资关系的进步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扶助和奖励。实际早在I935年末，中央西北办事处就公开发布文告，欢迎在根据地进行私人投资和兴办私营工商业。1941年5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明确规定：。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扶助手工业发展。”1949．年边区经济建设大纲上强调：“颁布优待华侨投资办法，帮助在延华侨兴办工商实业。”1944年5月，西北局颁布《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奖励边区内的地主商人创立工业，并欢迎边区外的工商业家来边区发展工业．为了解决民营工业资金的周难，同时来集合民资民力．应首先采取合作社形式，政府得借予工业资金．”同时还规定：“为了解决技术的困难，各工业机关及各工厂应予以帮助，并派出一定技术人员指导民营工业的发展．” l945年3月28日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奖励实业投资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凡“经营工业、运输业，三年免收营业税。”凡“资金不足者，得呈请该管县市政府转呈边区政府酌置予以贷款之协助，但此项贷款数量，不得超过投资人投资总数三分之一。”凡私营企业原料及产品．“得享受政府减税或免税之奖励．如原料采购困难，或成摄滞销时，得商请贸易公司酌量调剂之。”等．这些条例的实施，对私营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无疑是极其巨大的。霍子乐同志1944年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列举了当时政府对私营工业贷款的情况．他说：“我们对于私营工业，是完全帮助它发展的。政府对它投资贷款二百三十万元，又投资一百三十石小米，一万斤羊毛。例如对米脂万合厂投资十五万边布，一百石小米，一万斤羊毛。对盐池元华厂投资五万边布。又借给米脂民生造纸厂边布十万元，三十石小米，利息百分之七，都由财厅支付，与银行无关。去年对零星纺织业，共贷款二百万元边币。”边府对私营工业，除贷款投资进行帮助外，还采取。订货收购产品等办法帮助其发展(如对米脂的万合工厂，民生纸厂和在绥德成立了土布公司收购土布)。在税收问题上，工厂的营业税全部免收。对必需的工业原料的入境免税或减税(如棉花只收I％)，对边区能生产的工业晶则提高其税收(如布从3％提高到10％，铁从免税提高到50％)”。这对私营工业的发展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西北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挤情况简述》)边府对一些民营工厂的突出创办人进行奖励，在当时也屡见不鲜。如边府第九十六欢政务会议通过决定“褒奖米脂民生纸厂经理艾斌卿为民营工业模范。”三边专署奖励创办药社和织布工厂的蔡丰议长。“县委书记王明远同志来自率领全县干部。在锣鼓声中为他送匾。。同时三边专署奖给奖状、奖章，花格毛毯和一身毛呢衣服。王明远在送匾会上，号召全县干部学习蔡老先生刻苦为民的精神。”(《解放日报》1945年3月23日)边区政府及各级机关对私营工业的扶助，在脚踏实地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方面也格外10l突出。如衣食村私营煤矿，。由于生产缺乏统一组织性，炭窑之间为着争取销路互相竞争，炭价高低涨落不一，加上赊帐交易很多，生产发生严重困难。”边区政府财政机关为了帮助该地私营煤矿的发展，迅即实实在在地采取了若干措施：(一)、政府在衣食村设立煤炭公司，窑的炭，现金交易。(二)。煤炭公司专门设一个管帐员，支。与窑主共同商定划一价格，由公司收买各炭代各炭窑记帐，给各炭窑节省一个人的开(三)、政府出资一百多万元．在衣食村开设供销商店、，廉价供给炭工一切生活甩品，卖出货物的价格，比当地商人要低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四)、政府机关给煤炭公司发放货款，帮助解决炭工困难，并给“友区”炭工以汇兑家款的便利。、(五)、政府投资二百多万元帮助窑主改进技术装备，变人力驮炭为畜力转动木轮绞炭，窑底人驮改为车推。：：政府上述措施的采取，使该地的私人煤窑由原来开工的三个增加到五个，产量提高了十倍以上。‘再如子长县委、县政府为了支持帮助当地私人石炭业的发展，先大力推动瓷窑业的发展，烧瓷需炭，以销促产，从而使石炭生产产销两旺。当盘场瓷窑销路不好时，政府又及时借给盘场小米二十一石，解决厂主、工人的困难，同时又帮助成立了技术研究会，切实改进了产品质量，从而打开了销路。五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促进和扶助，不是盲目的权宜之计；它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一定历史阶段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同志1941年4月19日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与跋》中写道：“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份，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得看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对此毛泽东还强调说：“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份，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民主共和国的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页)。对于边区在公营工业之外还存在并发展私营工业这一问题，刘少奇同志也多有论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工业，我们同时采用私营与公营这两个办法。我们应当帮助私人多办一些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对于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刘少奇：“在工厂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4年5月20日)。从实践的具体过程来看，苏维埃时代那种对私营工业限制韵取消，早在1935年末已102